引用了一个别人的文章,您看看,我觉得会有启示
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稻田养鱼为例
徐旺生
一、环境问题由来已久
20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工业化也成为的主旋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迅速发展了以石油武装起来的,以机械化、化学化和能源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农业,迅速获得巨大的效益.尽管因为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大量使用,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了因为迅速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对粮食的需求.但是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却触目惊心,如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动植物品种单一化和种质资源流失等等.增施化肥和农药不仅污染土壤环境和作物,最后富集到人体内,影响人们的健康.过分依赖现代技术而产生的合成物质,地球难以自净,土壤难以消化,特别是它超过了河流中水的自我修复阈值,使得污染无处不在.基因工程把外源基因引入玉米、大豆、棉花、水稻等作物体内,使其具有抗病虫害和杂草的能力,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农药污染问题,但是无法预见它们在长期大规模推广以后,将会带来那些负作用?DDT残留的为害是普遍使用数十年后才发现,停止生产和使用几十年后的今天,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发达国家纷纷行动起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可持续问题尤其需要人们给予关注.
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962年,美国人卡逊陈述了一个可怕现实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问世.虽然卡逊指出的现象并非完全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农业应该占住其主要成分.此后的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著名论断.
更早的是在美国,19世纪初由于严重的地力衰退问题,促使美国政府寻找解决办法.自18世纪初开始,英国人到美洲开垦土地,大肆砍伐森林.独立后的美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农业粗放式经营的特点,劳动力的匮乏和土地无限富裕的矛盾加剧了这种粗放经营.农民一味地耕种和收获,认为可开垦的土壤无边无际,不关心如何保持土壤的肥力.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人们不愿施肥,因为买一英亩新地比为一英亩土地施肥还要便宜”[1].由于那时的人口基数低,农业特别是土地资源丰富,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很突出.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独立后不到100年间,就出现了因植被破坏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用地与养地不当造成的地力衰退等问题,美国政府不得不到处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关注到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得多,可持续问题却没有那么严重.于是在1909年联邦政府派遣了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Franklin Hiram King）到中国寻找传统农业的宝贵经验.金以一个农业土壤学家的锐利目光,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对中国农业和农村进行了认真考察和研究.回国后写成了《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书中介绍了中国4000年来悠久的农业成就,独特的精耕细作、农作物轮作和水土保持的思想,认为中国传统农业以豆科植物为中心的合理轮作、施用厩肥、堆肥等8个方面值得美国农民借鉴,提出了最初的有机农业思想[2].该著作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农业没有全面认识的背景下,引起了美国农业界和农学界的极大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对包括英国霍华德和美国罗代尔在内的后来从事有机农业的学者产生了影响和启示[3].
然而该书的出版并未解决业已存在的环境问题.美国到1933年至少有5000万英亩土地成了不毛之地,12500万英亩因侵蚀而地力倍减.1934年一次灾难性的黑风暴圈走了3亿吨的土壤,使（小麦）当年冬小麦减产102亿斤[4].1935年大尘暴卷土而来,此后出现连续3年的大干旱.
20世纪美国情况确实不好.但是在中国,问题出现得更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类似的环境问题.孟子早就指出,齐国东南的牛山之所以“童山濯濯”,即因过度的采伐和放牧之故,孟子以“养”和“用”的关系说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用和养平衡的办法是“数罟（过密的渔网）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很合乎生态平衡的原理,能够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管子》,《荀子》,《淮南子》中都有较孟子更详细的论述和主张,这是局部地区的滥砍滥伐,滥捕滥捉所受自然的报复以后,所得出的深刻教训.其中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过密的渔网）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区,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
（二）生态脆弱型
在环境依赖型的背后,同时还存在较严重的生态脆弱.这不仅表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西南山区,同时也表现在经济重心的江南一带.
由于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于是西南山区大量被开垦,东南一带也出现了梯田,水土流失不可避免.宋元时期为了 缓解人口压力,还出现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都是利用各种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
在国家经济赖以维持的江南地区,由于圩田在宋元时期不断扩大,与水争田的结果是破坏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灾.宋代农民不断有“复湖”和“废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经说过：“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南宋时曾经多次下令禁止围田和复田为湖,但因为权贵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广水利书》中说,由于圩田和围田的不断扩张,结束了“历代以来有河（黄河）患而无江（长江）患”的历史,长江开始成灾.
更加直接的描述可从民谚中看到,说明程度和范围并不小.在前述的“湖广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时,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要收一年顶十年收”之谚流行.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一年要顶十年收”,但是这种经济类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为大量围垦湿地,一旦洪水来临,无处行洪,成灾绝收.中国历史上灾荒严重,自宋代开始即有救灾著述问世,明清时期更多.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稻作的发展,相对于旱地的麦作和粟作,对环境的破坏相对来说要小很多,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引起水土流失.而南方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山地旱作所为,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对西南山区环境的破坏.能够种水稻的地区,多是低湿地,本身水源较充分,生态恢复能力很强.所以稻作支撑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明的进步,并延续至今,它的高产养活了东南一带稠密的人口,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稻作文明支撑了中华帝国文明后期的发展.
在南方,生态脆弱性的体现与北方性质完全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山区由于旱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表现在西南地区；其二是湖区对湿地的围垦,导致洪水时无法泄洪,引发灾害,主要表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因此,如果不是古代的人们发明了种植水稻,中国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将会是何种情形.
环境破坏是农业历史的主流,然而在人类破坏的主旋律之外,还有一些回旋,延缓主流的破坏程度,那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出现了一些积极地应对,从节约土地,保护生态的角度,有许多措施被发明和运用,其中著名的就有北方的间作套种,南方的“稻田养鱼”和“桑基鱼塘”.这些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一些措施,解决了土地不足的矛盾,缓解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
（二）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实践
关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代以来的“间作”“套种”
单一种植结构,局部地区的人口过剩,节约土地、充分利用土地在所必然.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了轮作复种,《管子 · 治国》有“四种五获”.《荀子 · 富国》上记有“一岁再获之.”这些在中国农学史上被视为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的创举.西汉时期稻麦一年二熟已经出现,间作套种也开始萌芽.[14]到了明清时期,间作套种开始盛行,与明清之际东南地区自隋唐以来北方向南方移民已经无地可垦,人地关系紧张有关.当时有“稻豆间作套种”,“麦豆间套和混播”,“棉麦套种”,“粮肥套种”,“粮草混种”,“林、粮、豆、蔬、草的间作套种”,陕西兴平有“一岁数收”与“二年收十三料之法”.总之,在狭窄的土地上,当人口无法向外移民时,只有向空间寻求发展机会[15].
2、明代的“养鸭治蝗”
“养鸭治蝗”类似于“稻田养鱼”,初见于明代.明代陈经纶在他的《治蝗笔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发明养鸭治虫的经过.陈经纶曾经从菲律宾的吕宋岛,把甘薯引种到福建进行试种,以后他和他的子孙们又积极致力于在各地推广甘薯种植,甘薯成为普通大众的食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经纶和他们一家,由于甘薯较广的适应性,缓解了当时东南一带乃至全国很多地区食物缺乏的危机.据学者研究,养鸭治蝗是陈经纶在推广甘薯种植的过程中发明的.后来,这种方法果然成为江南地区治蝗的重要办法之一,不少的治蝗专书中也都提到了这种治蝗办法.
3、清代“桑基鱼塘”
“桑基鱼塘”最早的文献记载于《广东新语》,它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独具地方特色的一种农业生产形式.即桑地依赖于鱼塘肥泥,养蚕依赖桑叶,而鱼塘则依赖于蚕屎、蚕沙这样互相依存的形式.在珠江三角洲的养蚕区,布满着“桑基鱼塘”,这种生产形式一直延续至今.据《高明县志》（1894年）载：“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桑基鱼塘”也就是“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即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患,收到了“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前一环节的废物成为后一环节的营养物（如蚕屎饲鱼）,实现了综合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
上述措施不仅可以很好地缓和人地紧张关系,还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些措施的发明,既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经验科学领先于世界的继续,同时也是环境恶化后的一种有效应对.
4、西汉的“饭稻羹鱼”、东汉以来“稻田养鱼”稻鱼共生及稻鱼鸭共生
“稻田养鱼”是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的“套种”,也就是稻和鱼的套种和套养,它也是江南地区因为人地关系紧张而节约土地的新发明.“稻田养鱼”可以远溯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楚越之地的“饭稻羹鱼”传统,向安强对有学者根据东汉的考古发现和魏武《四时食制》一书中有鱼“出稻田”,而认定东汉开始出现“稻田养鱼”的观点提出质疑.[16]但是我们认为,东南一带延续越人的“饭稻羹鱼”传统完全有可能,只是没有相应的文献佐证而已.游修龄先生指出：“浙江永嘉山区的老农说,三国孙权坐天下时,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稻田养鱼了.这个口述历史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在贵州,侗、苗族也有“稻田养鱼”的习惯.
正如游修龄所言,古代的山越在山区种植水稻,可以利用山间的流水和自然降雨获得保证,但鱼食只限于山溪水涧里的少量鱼类,实在无法满足需要.因而想到将它们放养到稻田里繁殖,经过反复的试养和驯化,终于从鲤鱼中选择出一种适宜于稻田饲养的“田鱼”来,最后成为今天著名的“瓯江彩鲤[17].”“稻田养鱼”的存在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即良好的民风,如果养于稻田的鱼在主人没有收获之前,就有人偷走,那这种传统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稻田养鱼”可说是山越对“饭稻羹鱼”的应变和创新,在空间上进行了立体的“套种”,是明清以来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在种植业之间套种之外的另一种套种形式,只是将前者作物中的一种换成了养鱼而已.稻鱼共生,种养结合,利用了空间,节约了土地,同时还减少了中耕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可谓一举多得.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劳动所得到多是一些植物性食物,食物结构单一,品质欠佳.而“稻田养鱼”则在收获水稻的同时,得到动物蛋白质,弥补了农耕民族食物中动物蛋白质不足的缺陷.
“稻田养鱼”将种稻和养鱼有机地结合起来,稻田养鱼的生态好处多多,田鱼觅食时,搅动田水,搅糊泥土,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氧气,促进水稻生长.田鱼吃了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以及叶蝉等害虫,免去了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田鱼的排泄物等于给稻田施加有机肥料,最终人们获得了鱼肉和稻米,动植物蛋白质齐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18].
可能是文化或者其它方面原因,大米从来都没有在欧洲吸引过西方的消费者,它只是日常食物的一种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补足品.它主要被用于喂饱游民群体——士兵,孤儿,海员,监狱犯人,穷人等等,补缺或替换更合口的食物.大米还有其它用途,它常常被用来喂养动物,还具有多种工业用途,但大米从来没有被视为赖以生活的物品[19].
但是在中国,水稻则被视为细粮,至少不比小麦地位低其贡献无法计算的.水稻自大约一万年前被驯化种植以后,就是东方世界的主要食物,它不仅养活了众多的人口,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农业必定破坏环境的定律,因为种植水稻并不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所以说,它支撑了南方稠密的人口,也支撑了明清以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是因为水稻,这一唯一的高产的水生粮食作物,并利用了低湿地,才会使中华文明在隋唐以后的时代继续,不像有些文明那样因为生态的原因而中断.试想一下,如果东方的中国,没有种植水稻,情况会如何呢?小麦只能种植于旱地,小米的产量远不如大米,它们无法养活如此多的古代中国人,玉米、土豆、马铃薯只是明清时期才从美洲引进,但都无法替代大米的作用.只有水稻,产量高,还能够保持水土,支撑中华文明后期发展的功臣主要是水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苍给中国人赐以水稻,高产的水稻支撑了庞大的人口,缓解了紧张的人地关系,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全部.
利用水稻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贡献,而在稻田中养鱼,形成稻鱼共生系统,则是将稻作文明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地.稻鱼共生,既收获了高产的水稻；同时也收获了高品质的动物蛋白质,弥补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单一种植业结构所形成的素食食物结构的缺陷；第三,它是一种空间上进行立体 “套种”形式,节约了土地,缓和了长期以来历史上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第四,由于稻鱼共生,减少了对农药的依赖,维护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在水生环境中杂草的价值.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它对于因为化学、石油农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起到抑制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6、“稻田养鱼”及“稻田养鸭”及其现代意义
稻作农业尽管从水土保持的角度,并不存在加剧的作用,稻作,即使是梯田,也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南方水田的开垦只是占住了洪水来临时的几何空间,使其无法渲泻洪水,造成水害.在化肥与农药没有大量使用时,它也不会造成水的污染.但是,在今天由于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稻田生态系统被破坏,干旱地区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只是长期驻留其中,而在稻田水生环境下,则大量向河流中渗流,对整个环境造成大的污染,破坏性极大.
关于稻田养鱼与养鸭的生态效果,学者们做过较多的研究.稻田多个物种共存对病害的控制效果及机理,病害导致全世界9．9％的水稻产量损失.纹枯病(Thanatephprus cucumeris)是水稻的重要病害之一.研究表明,稻田物种多样性增加可明显控制纹枯病的发生.肖筱成等报道稻田养鱼系统中,鱼类食用水田中的纹枯病菌核和菌丝,从而减少了病菌浸染来源；同时纹枯病多从水稻基部叶鞘开始发病,鱼类争食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鞘,可及时清除病源,延缓病情的扩展；而鱼在田间窜行活动,不但可以改善田间通风透气状况,而且可增加水体的溶氧,促进稻株的根茎生长,增加抗病能力,养鱼田纹枯病病情指数比未养鱼田平均少1．87.稻田养鸭系统对纹枯病的发生也具有较好的控制作用.刘小燕等报道,稻鸭复合系统中养鸭对纹枯病也具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鸭子可以啄食部分菌核,减少菌源；鸭子的跑动啄食可使大部分萌发的菌丝受到创伤,从而失去浸染能力；对已感病的植株,鸭子还能啄食禾苗下部入水的病叶,阻碍病情的蔓延.另外,鸭子还具有除草、清理病残叶片以及减少无效分蘖的功能,增加了田间的通风透光,降低了田间湿度,使纹枯病菌丝无法正常生长,从而减轻纹枯病的发生与危害．与非放鸭试验区相比,在中稻田和晚稻田中,放鸭区的病株率分别降低了27．29％ (中稻)和8．21％(晚稻) .王成豹等 、杨治平等和章家恩等的研究也表明,稻田养鸭可延缓水稻纹枯病的发展,对病情有较好的控制作用,纹枯病的发病程度减轻了50．0％左右．当然,也有不同的试验结果,禹盛苗等研究认为,稻田养鸭对纹枯病的控制主要表现在水稻分蘖高峰期和齐穗期,此两个时期稻鸭试验区的纹枯病发病率比不养鸭区分别降低了67．1％ 和52．5％.而从水稻的整个生育期看,稻田养鸭纹枯病平均丛发病率比不养鸭高,其原因可能是鸭子的活动损伤了植株的茎叶,使纹枯病菌丝更易侵染植株；另一方面,鸭子还可能成为菌丝的载体,将菌丝带到不同的地方,使稻丛发病率升高[20].
注释：
[1] David Grig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West. Blackwell. 1992 P40.
[2] F. 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3] 刘晓霞：《美国有机农业发展之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4] 李方正、李幼霞：《国外有机农业概况及其发展趋势》,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1991.
[5] 徐旺生：《从间作套种到稻田养鱼、养鸭——中国环境历史演变过程中两个不计成本下的生态应对》,《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
[6] 阎守诚：《自然进入历史》,《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1期.
[7] 王建革：《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国农史》,1995年3期.
[8] 钱林清：《黄土高原气候》,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
[9] 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宋史·食货志》.
[11] 李根蟠：《循环经济、传统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
[12] 谢丰斋：《宋元时期中西方的耕作农业》,《中国农史》,2001年3期.
[13] 李根蟠：《循环经济、传统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
[14] 郭文韬：《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104页.
[15] 郭文韬：《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390~393页.
[16] 向安强：《稻田养鱼东汉起源质疑》,《中国农史》,1996年4期.
[17] 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18] 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19] [美]彼得·考克莱尼斯：《农业的全球化:大米贸易的警示》,陈意新译,《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20] 王 寒、唐建军、谢 坚、陈 欣：《稻田生态系统多个物种共存对病虫草害的控制》,《应用生态学报》,2007年5月 第18卷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
载《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令人发指的多了去。比如扎木合70大锅煮活人。扎木合在著名的十三翼之战，击溃了结义兄弟铁木真。而扎木合打仗要厉害的多，他的3万人将铁木真主力打的溃逃，捉住了不少俘虏。然而，此战扎木合也损失了不少兵力，更气愤铁木真诡计百出的离间自己部下。蒙古人本来就凶残，这种情况下，扎木合拿出70个行军大锅，将捉到的铁木真战俘全部活活煮死。史称“七十锅惨案”！这并不是把大锅烧好了热水，将人扔进去烫死。这样人不用多久就会被烫死，当然也是非常惨。而是先将大锅的水烧到一定温度，然而强行将捆绑后的战俘丢入锅中。此时水的温度很烫，但绝对不致命。战俘被烫的皮开肉裂，却不会死去。随着大锅水继续加温，这些战俘在大锅中疼痛无比，惨呼狂叫，被折磨很长一段时间这才被烫死。死的时候，每个战俘都不成人形，皮肤全部脱落，五官成为一片肉酱，比泼过硫酸的人可怕百倍。目睹这种惨状，各部落领袖都极为不满，认为扎木合过于凶残。为这么一个残暴的人效力，将来说不定落到同样下场。于是，大家认为铁木真比较宽厚，赏罚分明。所以扎木合虽然打赢了战争，他的部下却纷纷投靠铁木真。此战铁木真败而得众，使其军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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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说，任何鞋类都很难找到指定的发明者，塑料凉鞋也一样，因为鞋的产生与自然环境、人类的智慧密不可分。远古时代，土地的高低不平，气候的严寒酷暑，人类本能地要保护自己的双脚，于是就出现了鞋：简单包扎脚的兽皮，树叶，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鞋。古人类保存下来的文献，仍能给我们提供一部精彩的鞋史。公元前8000年 在密苏里州，发现了美洲土著人的鞋子遗骸。公元前3300年 一个死在法国高山上的冰商，留下了一双原始的用草编织的鞋子。公元前3000年 在埃及的神殿，可以发现关于鞋或鞋匠的油画。公元100年 光着脚丫是希腊奴隶与自由人服装上最根本的区别。公元200年罗马皇帝马可.奥里利乌斯声明，除他和他的继承人外，任何人都禁止穿红色沙鞋。15世纪 骑士都穿长鞋头（24英寸长）的鞋，素来提倡节俭的法律明文规定鞋头的长度。16世纪早期 在达芬奇的影响下，发明了高跟鞋。16世纪中期 30英寸的高跟鞋风靡了整个欧洲南部。17世纪早期 作为一种最流行的点缀，鞋带出现了。17世纪末 由于误译，法国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的绒布拖鞋，变成了灰姑娘的水晶鞋。18世纪中期 花费近百年的时间，才终于取代了传统制鞋方法，第一家鞋厂出现。很快，第一家鞋铺又在波士顿出现。19世纪早期 扁平鞋与希腊沙滩鞋很受欢迎。19世纪中期 出现了第一双运动鞋（也称橡皮底帆布鞋）。随后，伊莱亚斯、豪发明第一部针车。19世纪末 服装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搭纽扣，也运用到鞋款上，并很快成为时尚标准。本世纪以前，鞋匠与木匠、铁匠和裁缝一样，是一个低贱的行当。鞋的设计不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具有艺术性的工作，而被看作是整个制鞋工序中的一部分。著名鞋业设计师主要崛起在欧洲，因为在美国随着现代鞋业大规模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个体鞋匠显得多余。 美国的鞋业起萌于新英格兰的殖民地，那里的农夫冬天在厨房里制作自家用的鞋。整个家庭都参与这项工作。男人割皮革、贴鞋底，女人缝鞋边。殖民时期鞋匠们所用的工作台现在成了收藏家的物品。 由于掌握了制鞋的技艺，一些有胆识的农夫就开办了小鞋作坊，三四个工人一起把当地鞋匠缝好的鞋料进行拼装、上底，然后制成成品鞋。1750年，马萨诸塞州的利恩建了一个制鞋厂，使当地的制鞋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那里工人不再是独立的做鞋，鞋的每个制作环节都由一个受过训练的专人负责。生产线开始形成。 起初的鞋仍然是订做的，但为了使工人在淡季有事可干，鞋坊老板开始做没有预订的鞋。这些鞋被称作待售鞋，摆在当地商店的橱窗里。哈维两兄弟早期是用马车装待售鞋，到附近的地方兜售。在1793年，他们在波士顿开办了第一家鞋业零售店，每逢周三和周六出售成品鞋。 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发明家们一直致力于缝纫机的改进。直到1790年，第一台专用于皮革加工的缝纫机才由一个名叫托马斯·圣特的英国人改造出来。它差不多只是一个垂直向上可在皮革上打孔的锥子。 英国的马克.布朗勒爵士曾任纽约港的总工程师，他发明了一种压力机，可用金属针把鞋帮与鞋底缝起来。为了在英国反拿破仑的战争中尽职，在伤残军人的帮助下，布朗勒一天生产400双鞋子。战争结束以后，英国的制鞋工业又回到了手工操作的。鞋子的历史鞋有着悠久的发展史。大约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兽皮缝制的最原始的鞋。在新疆楼兰出土的一双羊毛女靴，距今已有4000年，整双鞋由靴筒和靴底两大部分组成，堪称世界第一靴。在3000多年前编写的《周易》上已出现了代表鞋的“履”字。战国时的孙膑因为被庞涓敲碎了膝盖骨，不能行走，就用硬皮革裁成“底”和“帮”，发明了高皮绚，即后来的靴子，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双2000多年前的皮绚。后来，由于鞋的制作材料、式样、用途越来越多，鞋的种类也开始丰富起来。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通常可以将鞋分为草葛、布帛和皮革三种。其中布帛鞋是指以大麻丝、绫、绸、锦等织物布缝合成的鞋。汉代多呈分叉状，底用麻线编织，又称双尖翘头方履；魏晋时期，则流行在鞋的前端绣上双兽纹饰。背弃时，屐成为一种时尚，它是有木齿的鞋，由扁、系、齿三部分组成。皮革、棉毡等制成的皮鞋、皮靴又称“马靴”或“高统靴”，原为北方游牧民族所穿，有旱靴、花靴、皮靴、毡靴、单靴、棉靴、云头靴、鹅顶靴等之分。相传孙膑是靴的始祖，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广泛流行，并传至江南，到了唐代已官庶咸宜（直至明清才被朝廷下令禁止百姓穿靴，只有官宦才可穿靴）。宋代亦普遍流行皮制的皮鞋，男性多穿小头皮鞋，女性多为圆头、平头或翘头，上面也饰各式花鸟图纹。元朝末年开始出现鞋头高耸、鞋底扁厚的女式布帛鞋，这种鞋使人显得格外修长。到了明清，鞋的制作方法与式样逐渐融合，越发考究起来。明代的鞋多以厚实为主，北方多穿菱纹绮履，江南多着棕麻鞋。清代满足统治时期，男鞋以尖头鞋为主，夏秋用缎制，冬用建绒，有厚底薄底之分，面作单梁或双梁，鞋帮有刺花或鞋头作如意头卷云式。清代的女鞋最具特色，鞋底多为木质，高一寸至五寸不等，其底形为上宽而下圆，被称之为“马蹄底”，又称“花盆底”。鞋面常以绸缎所制，上施五彩刺绣，贵族妇女有的在鞋面上还镶嵌各种珠宝，穿起来显得身材尤为挺拔。但因行走不便，老年妇女或者身份低下的人多穿木制平底鞋。就像所有的服饰一样，鞋子在某些时候，也代表了某种你想让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身分地位；但是，除了对一双罕见的鞋子啧啧称奇之外，我们最关心的，其实是鞋子究竟合不合脚的问题。因此，当你梦见鞋子，往往表示着，在你生活中的某个层面也许浮现出“到底适不适合”的疑虑。梦中的鞋子，也可能就是反映你在现实生活中采取的行动，特别是你穿着它四处走动的时候。注意在梦中，鞋子的式样与类型，观察你和鞋子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你如何使用它，以及你对它的感觉；也许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灰姑娘的玻璃鞋不在你的脚上的原因了。鞋子的发展史对鞋子的关注，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就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但当时均是把鞋视为脚的附属物来研究的。他们认为，脚是一种色情器官，鞋则是它的性外套。这一事实和人类一样古老，人类的脚具有一种自然的欲望功能，这种欲望功能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人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鞋和人类的文化息息相关，不仅每一个民族穿鞋示一样，不同历史时期的鞋也各有差异，甚至每个人穿的鞋也是风情各异。虽然鞋的基本功能是为了保护足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鞋除了实用之外，各个时代的美感与风格，也在足下展露无遗。从鞋子本身的发展历史而言，鞋子与社会地位、气候环境、宗教、性别、时代的文化背景皆息息相关；同时，人们对于鞋子的选择还可以透露出穿着者的品味与仪态。从工艺编年史的角度看，鞋子的样式往往随着社会价值观而不断创新，而且也可看出当时工艺的水准与制作技术。鞋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护脚物，也不仅仅是一种想入非非的装饰品。它主要是一种欲望外套，恰好和具有自然的色情意味的脚相得益彰。各种时髦的鞋子都是脚的诱惑艺术品。几千年以来，鞋子翔实地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随着时代变迁，东西方文化差异起来起小，人类的价值观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这本《鞋的风化史》正是在这种趋于一致但又有着极大不同的文化宗旨下完成的，相信本书可以为读者提供从不同角度看待西方与东方不同的鞋文化与生活，因而在轻松的观赏中也同时领略到风化史的发展。最早的鞋子你是否曾经想过，人类最早的鞋子是什么样的？要追索这个问题，必须上溯到几万年前。在遥远的非洲南部海岸，离印度洋不远处的克拉西斯河河口，有着无数密布的洞穴，据悉那儿曾经是homosapienssapiens（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是“双倍智人”）的第一批社区。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早期人类发明了服装——大多是经过腌制的动物皮毛。而为了保护脚底板，他们想出的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就是一把揪住手边的任何东西（平展的树皮、大片树叶，也许还有一束束的野草），用藤条或坚韧的长草捆在脚下。早期的“鞋子”可能不很美观，但却很实用。经过长期的实验，人类发明了“凉鞋”。这是人工制作的最古老的一种鞋具，它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棕榈、纸莎草或野草编结并用植物纤维做成环子，套在脚趾上。从北美，到克拉玛斯印第安人、史前期的岩居人那儿，这种鞋子到处都可以找到。早期第二种形式的凉鞋是从经过处理的皮革上切割下一块，沿着边在上面钻孔，然后穿上一根皮带，皮带可像绳子一样拉紧，把鞋子拉到位。在秘鲁帕恰卡马克的安第斯山脉的高山深谷中，曾在一座木乃伊的坟墓中发掘出这种最古老的凉鞋。据估算，这只凉鞋有近千年的历史，其制作用的材料是美洲驼皮。同样的凉鞋怎么可能在相距如此之遥的地方找到呢？一些人类学家认为，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大规模迁移的原始人在地球各个角落安家落户，他们从沿途遇到的人那儿照搬了做鞋的。根据所能得到的原材料，以及随四季变化而体验到的天气情况，从别处借鉴的设计又得到了改进。许多最早的凉鞋都是用植物材料制作而成，遭受风雨侵袭很快就损坏了，那我们还能到哪儿去寻找凉鞋的线索呢？有趣的是，最古老的一张有关凉鞋的图画同时也是已知最早的埃及文字的例证。这块有五千年历史的雕刻石板是在赫拉克勒波利斯这座“雄鹰之城”的庙宇中发现的。石板的一面是国王正在惩罚一个倒霉的下跪的敌人，另一面是国王正大踏步地赤足跨过十个没有头颅的尸体。但无论国王走到哪儿，都有一个侏儒般的仆人跟随着他，手里捧着国王的一双花哨的凉鞋。这双凉鞋也许代表着纳莫国王的权力。在接下去的一千五百年中，埃及人发展了他们特殊的象形文字。公元前1334年，九岁的图坦卡蒙当上了埃及国王，在有关的记载中就已出现了“凉鞋”的象形字，形如一个椭圆加上两条鞋带。九年后，图坦卡蒙国王去世，他的尸体被制成了木乃伊，在随葬物中，就有距今已三千多年的精美凉鞋。他的臣民相信，这些鞋子会帮助国王继续他来世的旅程。其中一双尖形尖头凉鞋用镶金制作；另一双则以纸莎草做成，脚踝处有皮扣带，绘有一幅想象丰富的尼罗河风景图案。皮靴的产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士兵一直用皮靴保护他们的脚和腿。他们穿着皮靴穿过崎岖不平的乡野，涉过冰冷刺骨的河流。在一幅有二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壁画上能见到这种鞋具是最早的一个记录，此画捕捉了萨根王二世（公元前721年至公元前705年）凶猛的武士乘着战车，扩充亚述帝国版图的场面。画面上所有的人都足登饰有花边的皮靴。几百年后，古希腊的斯巴达战士的鞋具更加富于想象——红得耀眼的皮靴（以及颜色相配的红色短袖束腰外衣），其目的旨在遮掩伤口流出来的血液。这种红皮靴很快在疯狂的斯巴达青年中流行开来。一些历史学家坚信，皮靴的历史要比古希腊和亚述帝国更加久远。也许在四千五百年前，第一批皮靴是鹿皮鞋，人们在穿着时还得另外缠上绑腿挡风御寒，保护腿脚不被荆棘划破。但到后来，绑腿就连在了鹿皮上，成了高及腿肚或膝部的皮靴了。这种皮靴在北亚大量发现，那儿的气候十分恶劣。专家认为，早期皮靴中有许多被携带着越过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和北美地区，被因纽特人和美国土著部落加以改造。皮靴与其他鞋子一样，其设计也随着制靴者和穿靴者的需要和可供利用的资源在变化。野兽也经常为制靴者提供灵感，当生活在北极圈以上的因纽特人注意到，北极熊皮即使在最严寒的气候下也不会冻结时，他们就用巨熊腿皮和熊掌制作皮靴。生活在日本北海道的土著人曾用鹿皮做皮靴。而北美驯鹿和长胡须的海豹的皮革则成了阿拉斯加近海土著居民制作冬用皮靴的最佳材料。为了制作最好的防水皮靴，萨莫耶德人使用了海豹皮，把带毛的一面翻在外面。俄罗斯极东部勘察达尔半岛冬天十分寒冷夏天则凉爽多雾，勘察达尔人用鱼皮做成的皮靴在霜冻情况下穿，这种皮靴在饥荒时还可煮食充饥。对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和西伯利亚极北地区的萨莫耶德部落的人来说，脚如不能保持干燥，将意味着死亡。为此，爱斯基摩人用两层草垫和鸟皮做短袜。萨莫耶德人则用干草把脚包裹起来，接着是一层兔皮，然后是皮靴里子，再衬上更多的草料，最后才是皮靴的外皮。皮靴的出现促成了短袜的诞生，这种短袜的材料从幼犬皮到草编织物，什么都有。两百年前，英国海盗和早期美国商船上的一些成员喜欢穿顶部很宽的高筒靴。因为有了“高筒”，走私有价值的物品就很方便。“bootlegging”，即“高筒”，后来成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禁酒时期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汇，因为当时那些穿高筒靴者常非法制作并销售酒类。鞋子和地位在古希腊，鞋子象征着奴役和自由之间的区别。希腊哲学家普卢塔克（46——120）写道，“赤脚”，“是下贱奴隶的标志”。奴隶是不许穿鞋的，奴隶被卖掉时，他们的赤脚上盖满了白垩或灰泥，因此他们被叫做cretati，即“白垩人”。希腊的自由人不敢不穿鞋就上街，害怕被人当成奴隶。从历史上来讲，鞋子反映了财富，可以用来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宗教信仰。例如二百七十年前，如果一个英国女孩穿了一双牛皮鞋，就会被认为跟一个穿花边高跟鞋的年轻女士很不一样——哪怕她穿的皮鞋很精制。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身高仅五英尺三英寸。从1643年到1715年，他率领法国军队与欧洲的几乎所有国家打了四场大仗，建造了凡尔赛宫。尽管他取得这些成就，但还是心存遗憾，他希望自己能以极其动人的高大的君王形象让世界瞩目。为了解决身高问题，他头戴一顶高耸的假发，足登一双高跟鞋。一到特殊场合，他就穿上这双用软木做的五英寸高的高跟鞋，上面装饰着各种表现法军战斗胜利的袖珍画像。他那高跟鞋的脚踵处的皮革染成了红色，这个色彩后来就象征着贵族的成员。鞋子的颜色常常象征着权力。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教皇利奥三世加冕，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征服了欧洲大部之后，查理曼大帝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红皮鞋，上面缀着黄金和祖母绿，与他镶嵌着珠宝的皇冠相映成趣。紫红色也是一种皇家鞋子的颜色，罗马帝国初期，只有皇帝能穿紫红色皮制的凉鞋，上面绣着金线，脚背上有只金色的雄鹰。根据罗马法律，谁要是敢于穿同样的鞋子，就会遭到流放，失去所有的财产。有些罗马统治者对其臣民穿的鞋子颜色和装饰非常挑剔，奥勒良皇帝就曾宣布，除了他本人和继任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穿红鞋。赫里奥嘎巴鲁斯皇帝禁止任何女性用黄金和珠宝做鞋子的装饰，除了贵族中级别最高的女性之外。鞋子不仅能够反映地位，而且也很能说明某位领袖的哲学思想。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于1801年就任美国第三届总统，他足登结着鞋带的牛津鞋登上总统宝座。“牛津鞋”鞋面很低，早在1640年就由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引进。但那时鞋带还很新鲜——所以杰斐逊一出现便引起了某种轰动。杰斐逊并不想在时装领域独领风骚，他只不过是1785年到1789年任美国驻法公使时受到崭新的革命精神的影响而已。法国人已经放弃了银扣带，转而使用鞋带，因为他们认为这更“民主”。军用皮靴也曾用作象征物，当法国的拿破仑（1769——1821）夺取大权，于1804年自封为皇帝，在教皇庇护七世主持的一场典礼中，他在鞋具方面引导了一场全新的潮流。拿破仑特别欣赏罗马帝国的艺术和服装，最喜欢皮靴前面高过膝盖，但后面则切割得稍短，便于行走。为了保持必要的亮光，皮靴上面用特殊的油脂和蜡的混合物打光，不允许有一块发暗的斑点。1815年英军在滑铁卢一役大败拿破仑，统领英军的威灵顿公爵曾出人意料地说，他之所以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的士兵属于“欧洲鞋穿得最好的人”。就像拿破仑一样，威灵顿也是一个皮靴迷。时装鞋与高跟鞋是谁带头搞起时装鞋的呢？也许是从前那些国王或王后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17世纪，查尔斯二世（1630——1685）号称“快活的君王”，他喜欢跑马、赌博、拥翠偎红，脚上穿的钝头鞋面上总要缀着丝绣的玫瑰花。朝廷的其他富有的男男女女也都效仿这位快活君王的风格，竞相在豪华和色彩上攀比。有时候，最有钱有势的人也会从工人阶级穿过的鞋子上面照抄鞋样。1555年pumps（注：英文中含有“泵”之意）第一次在英格兰被描绘为“薄鞋”，不用系鞋带，但像泵一样紧紧吸附在脚上。这种浅口鞋用软木或皮革做底，专为奔跑的男仆设计，他们在主人的车旁跑动，车子一停下来，就要准备替主人开门。到了1730年，年轻人、富人和躁动不安的人都时兴起这种鞋样来，此时它的料子已经用上天鹅绒了。鞋跟的发明促成了最戏剧性的时装变化。起先，鞋跟也许产生于一种很实际的需要，为的是不让裙边沾湿雨水、泥水和雪水。近东的妇女也许在五百年前就已经发明了“chopines”（即软木高底鞋）。土耳其的妇女所穿的“超平”就像袖珍高跷，有八英寸高，木制，里面的衬垫是祖母绿和银丝。一根根皮带像凉鞋鞋带一样从周围把脚缚住。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脚穿“超平”的妇女如此之多，以至一位游客说，这个国家好像到处都是会走路的五朔节花柱。很快这种时髦传到了法国和英国，在那儿，“超平”高到了18英寸！这种踩高跷的鞋子并没有完全吸引住人们。16世纪前期，一位无名的意大利鞋子设计师想出了一个奇妙的解决方法：鞋可以高起来，但却不像“超平”那样笨拙。当凯萨林·德·美第奇从意大利启航，去与奥尔良公爵完婚时，她的行李中带上了一样特别的东西：法国将要见到的第一双高跟鞋。鞋子的前面是软木楔子，后跟较高，这就让凯萨林有了她需要的身高，能够直接地盯着看她未来的丈夫了。她丈夫后来成了亨利二世国王，高跟鞋跟着火爆起来。鞋匠们开始为左右脚制作不同的鞋底了（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直筒的”）。然而，这种软木或木头制作的鞋子跟高三四英寸，甚至达五英寸，穿鞋者的腿常常会肿胀起来，妇女为了不致跌倒，走路时仍不免像走高跷般地晃来晃去。法国人把这种新式高跟鞋具叫做“chaussureaport”，又叫“桥鞋”（因为下面的拱形）或“嗒嗒鞋”（因为鞋子发出的声音）。一、鞋的历史源远流长鞋起源于何时？又是由谁发明的呢?现在无从考证，但历史表明，我国不仅是服装文明古国，也是制造鞋的文明古国。大约在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在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时，也缝制兽皮鞋子，用以护脚，追寻措物。鞋，是履、靴、鞋、屐的统称，古时称鞜(音榻)、靸(音洒)或履，也有称为履(屦)、屩、屐、鞮(音低)。履、屦为同一物，只是穿着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汉前称屦，多为由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如春秋时代编撰的《诗•魏风•葛屦》载：“纠纠葛屦”。后汉称履，它是由麻、丝制成的鞋。屩系草鞋。据东汉刘熙所撰《释名·释衣服》记载：“屩，草履也……出行著之，屩屩轻便，因以为名也。”屐也是鞋子的一种，通常指木底，或有齿，或无齿；也有草制或帛制的。《释名•释衣服》载：“帛屐，以帛作之，如屩之。不曰帛屩者，屩不可践泥也，屐可以践泥也。此亦可以步泥而滚之，故谓之屐也。”另据《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古代的“鞮”是指用兽皮做的鞋，高筒称靴。“靴”是指高到踝骨以上的长筒靴，它是随胡服的传入才逐渐普及的，在汉代后才大量出现，到了唐朝才普及。《晋书•刘兆传》：“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靴的特点是保温性强，在泥土、沼泽中行走，便于骑马等。“鞜”也是指用兽皮做的鞋。据《汉书·扬雄传下》载：“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靸”则是指拖鞋。《急就篇》卷二载：“靸革是昂角褐袜巾。”颜师古注：“靸谓韦履，头深而兑，平底者也。今俗呼谓之跣之。”亦名靸鞋。三代皆以皮为之，始皇二年改用蒲制，从晋到唐多甩草制，梁武帝时曾用丝制。据陶宗仪所撰《辍耕录》卷十八“靸鞋”载：“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靸鞋。”此时已提出拖鞋也是鞋的一种。据考证，早在四千年前的夏朝，人们已开始穿草鞋。在三千年前的《周易》中已有“履”字记载，并明确履就是鞋。东晋时，著名诗人谢灵运发明了“谢公屐”，屐底有齿，上山时用前齿，下山时用后齿，是理想的登山鞋。为此，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下了“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的著名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诗人登临高耸人云的天姥山，尽情享受“神仙世界”绮丽的乐趣。南北朝时期，传说有一女子做布鞋，内里用香垫子，鞋底用麻绳纳成莲花图案。这种鞋踏在泥土上会留下美丽的莲花图案，时人称这种鞋为“步步生莲鞋”。在唐代还有人发明了适宜步行的远游鞋。据说，大诗人李白很爱穿这种鞋，尔后，许多文人墨客争相效仿，它的出现要比现在风靡全球的旅游鞋早一千多年。据传说，在古代的齐鲁大地，还流行一种面上用牛皮包的鞋，名日“踢死牛”，可与现代的优良足球鞋相媲美。至于屐，一般采用木制。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流亡国外19年，即君位后封赏随从。其中有一个名叫介子推的臣子，他不愿接受晋文公的封赏，于是隐居深山，敦请不仕。晋文公一怒之下，以焚山相胁，而介子推抱树焚死。事后，晋文公甚为哀惜，便以此树制成木屐以作纪念，于是木屐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考证，古代百姓穿木屐，一是为了凉爽，行走硬朗；二是为了防湿，尤其是潮湿阴雨的南方，常把木屐作为雨鞋穿用。在明末清初，仕女和小孩多穿红色木屐，而男子则穿黑色木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便鞋。即使是姑娘出嫁，也要漆画彩屐作为妆奁。在古代，鞋、靴、屐是分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什么场合穿靴，什么场合穿鞋或屐，都有严格的规定。在我国历史上，有关鞋的传说很多，如“郑人买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至其坐，至三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日：‘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返，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削足适履”(《准南子·说林训》：“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扰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寇准背靴”以及“穿小鞋”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典故和传说。这些富有哲理的典故和传说给人们带来许多启迪和警示。由此可见，鞋不仅是人类征途上的助跑物，而且也是人类智慧的结
这种情况主要是在贵金属货币流通的时候盛行，我就打个比方。咱们知道以前的货币多为金银铸成吧，因为这两种天然金属本身就足够稀缺，因此用来作为货币的话非常靠谱，而且面值一般都和贵金属本身的价值挂钩。但货币的发行总得是个政府行为吧，而金属货币他是可以被重铸的吧~ 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枚西里克银币是这样的，假设说它的面值是一块钱但有些人就会把银币的边缘刮掉一点，就变成了这样，而刮掉的那些碎银屑可以拿来重铸，这样一来，20枚银币都挂掉一点边角产生的碎屑就能重铸一枚银币。也就是说，原本的20块钱就变成了21块钱你刮一次，我刮一次，最后一枚西里尔银币就变成了这样...但这枚银币本身代表的是一块钱啊~ 所以大家在交易的时候都会倾向于把这种处理过边角料的货币（也就是劣币）先用出去，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再用完好的银币（良币）了，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这里还有个故事，艾萨克·牛顿早年在铸币局上班，当时英国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很严重。因此牛顿给硬币设计了锯齿状的边缘，而财政局也下令不准流通缺边的硬币，这样一来算是控制住了那帮人削边角料重铸货币的脏套路。当然，这只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字面含义，他实际上在生活中的适用场景很多。比如薛兆丰老师也讲过一个故事，战俘营里的经济学一般战俘营里头往往会以香烟作为货币，而人们往往会倾向于在香烟里头掺草、掺头发丝之类的来替代部分烟丝，而被替代的烟丝则可以用于制造新的香烟，这也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再比如现在咱们的自媒体圈子早先很多作者就是纸媒投稿出生，或者本身就是作者、学者，对一些事物的观察非常独到，有自己的见解。但写一篇文章需要花费自己很多精力去查阅资料，捋通顺序，深入浅出。但等到自媒体大爆发之后，很多工作室跑出来了，他们很多没有能力自己去做出优质的文章。但可以抄啊~ 反正有流量就能赚钱，因此出现了一大批抄袭、洗稿、伪原创的营销号。或者说，干脆就起个骇人听闻的标题，内容则一篇水，只要用户点击了，流量也就在了，而且这群标题党营销号的产量还特别大，持续产出下平台的流量、利润也往他们身上靠，久而久之，认真写文的人没有流量，没有收入，就不干了。剩下的都是营销号，这也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
